1903年初夏赢赢顺配资，黑龙江肇东的田野一片翠绿。在一个相对殷实的地主家庭里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，他就是于毅夫。
谁能想到，这个从小握笔读书的少爷，后来会成为新四军情报部副部长，又在建国后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，甚至55岁时响应号召，主动前往基层担任县委书记。
少年时期，于毅夫先在天津读书，后来考入有名的南开中学。
那时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。校园里，同学们谈论国事声浪渐高。17岁时，于毅夫考进了上海同济大学预科学校。
但不久后，因为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，他被校方注意并开除了学籍。面对这次打击，他没有退缩，而是决定继续求学。
1922年，他北上考入北京平民大学，不久后转到燕京大学。
在燕京大学，他学习文学与社会学，更担任了学生会主席，组织同学讨论时局。课余时间，他常用手中的笔撰写文章，号召同学们关注民族危亡。
展开剩余81%图书馆的灯光下，他写下的稿纸常被传阅。那几年，于毅夫渐渐用笔与思想影响周围的人。
1927年大学毕业后，于毅夫暂时留在北京图书馆工作。
第二年，他随东北军返回家乡黑龙江，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。
那时，东北表面平静，但日军的觊觎已暗潮汹涌。校内，他坚持爱国教育；课余，他也思考更大范围的民族出路。
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北大片领土。
于毅夫痛恨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，决意辞去校长职务，离开东北，南下北平。
北平的冬天刺骨，他住在简陋的院子里，却常去参加讲座，聆听进步青年和党的干部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。
1933年，于毅夫开始参加我党领导的地下情报工作。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，收集敌人情报，并掩护同志活动。
同时赢赢顺配资，他还协助组织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，动员更多东北流亡青年投身抗日。
在一次秘密会议上，于毅夫第一次明确表达要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。
1936年，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从此，他的身份不再只是文人或校长，而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革命者。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他辗转济南、沧州、重庆、香港、上海等地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。
在工作中，于毅夫与东北军的部分将领联系，宣传共同抗日的重要性。他多次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——既要独立自主，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
在统战工作里，他常用冷静分析和耐心劝说，赢得了不少人的信任。
1943年，于毅夫奉命赴华中抗日根据地，进入新四军工作。
他担任新四军情报部副部长、联络部部长，与敌特较量，也与国民党顽固派斗智斗勇。
敌后根据地环境复杂，他常带着几名同志，骑马或步行往返前线与后方，传递情报。
1945年抗战胜利，于毅夫重返东北。
那时，东北局势紧张：残余日伪势力、国民党部队与地方土匪盘踞一方。于毅夫负责基层政权重建、土地改革、剿匪反霸。
有时，他骑着马走村串寨，听取乡亲意见；有时，他深夜挑灯拟定政策。
随着解放战争推进，东北成了战略大后方。
于毅夫不仅要巩固根据地，还要想办法支援前线：动员群众、解决后勤补给、培养基层干部。
东北解放后，他留任东北，投入到经济恢复，帮助解决百姓粮食、取暖等实际困难。
1952年，49岁的于毅夫调往中央，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。
他继续发挥统战经验，协调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，为国家建设争取更广泛支持。
1958年，55岁的于毅夫主动响应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号召，赴吉林省永吉县，任县委第一书记，相当于今天的县委书记。
平日里，他不坐办公室，经常骑车或步行下乡。
有次秋收，他亲自到田里查看灾情，泥水溅了满裤腿，但却换来农民的信任。
1966年“文革”风起云涌。曾长期在统战和情报战线工作的于毅夫，被怀疑“历史复杂”。
他被隔离审查，关押长达七年。
狱中，他不低头，也不承认莫须有的指控。夜里，他常独坐思考，曾对同狱者轻声说：“只要心里清白，总有真相。”
“文革”后，于毅夫恢复名誉，被任命为吉林省政协副主席。
虽然年逾七旬，他依旧下乡调研，也写报告建议改善农业生产与地方经济。
1982年，于毅夫因病辞世，享年79岁。
从地主子弟到地下党员，从新四军情报部副部长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，再到基层县委书记，他跨越了动荡年代。
风霜雪雨中，他用笔写文章，也用双脚丈量乡野。
他的一生，是无数革命者身影的缩影：风雨无惧，甘于平凡，却又不失坚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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